怀进鹏部长说“跳出教育看教育、立足全局看教育、着眼长远看教育”，其实，就是在大历史观下看问题。

什么是大历史观呢？

习总书记在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，提出大历史观，“必须走出乡村看乡村，把乡村置于历史深度、广度和时代的高度来认识。”

怎么个大法呢？

长时间、远距离、宽视野。

问题，往往放在更宏大的视野下，才能看清全貌，找到真正原因。

举个例子。

科举制度怎么样？

你可能会说，中国教育内卷的根源。

但是，如果把它放到世界文明演进的过程中看，你会得出不一样的答案。

过去，选拔管理层的方式有三种。

第一种，靠血亲继承，比如贵族的世袭制。第二种，靠前任指定，比如汉魏晋的察举制。第三种，选举，比如古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。

世袭和察举，都是对权力的垄断，会造成社会阶层的固化；民主选举好是好，但只能在小国寡民中实现。

怎么办？

除了四大发明，我们对世界的贡献，还应该包括隋开始、唐完善、宋成熟的科举，这种择优选拔人才的文官制度。

今天我们对科举的批评，大多是站在今天的角度提出的；和同时期的世界其他文明相比，科举制度可并不落后。

明末，利玛窦来到中国，看到还能这样通过考试选拔官员时，非常震惊，对自己的欧洲同胞讲，“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来治理的……而实现这个制度的方法，就是科举考试”。

启蒙思想家伏尔泰，说：“通过层层严格考试的人才能进入衙门任职……人们全然不可能设想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”。当时，伏尔泰对中国的评价，要高于欧洲任何国家。

今天，世界上所有正常的国家，包括君主制的国家，都由文官系统在管理运营。这些文官系统，很多是通过所谓的公务员考试选拔管理者的。虽然今天的这种考试制度，和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已经全不一样，但其本质，都是根据能力择优选择。

而这一切的起点，就是我国的科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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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有没有想过，教学，也是一种信息的传播。

如果把信息传播，放到人类整个文明的演进过程中看，就会发现，教学方式的演进和信息传播方式的演进，是同步的。

商周时期，作为信息的载体，文字从无到有，贵族用龟甲兽骨、青铜器来记录和传播信息，只有贵族垄断青铜冶炼技术，所以当时信息传播成本极高，只有能接触到文字的贵族，才能接受教育。

到春秋，竹简出现，文字就容易复制和传播了；除贵族之外，有更多的豪门士族，都能够通过竹简接受教育了。

再到唐宋，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，极大降低了信息传播成本，普通老百姓就都能通过读书接受教育了。

印刷术普及前，文字的传播，不论是龟甲兽骨、青铜器，还是木椟、竹简，都不简单；即便后来有了纸，书本的复制，也只能靠人手抄。因此，掌握知识的人，都是靠近信息产生中心的贵族、豪族、士，他们都靠近国家管理制度、文书产生的中心，所以当时的老师也大都是朝廷的官吏，比如老子、孔子。

在此期间，知识的传播，都要依靠老师的言传身教。老师教的，都是老师会的、擅长的，不同的老师，教的内容不同。

所以，从商周到唐宋，自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1000年左右，教学方式是以老师为中心，将近2600年。

1000年前，宋代，雕版印刷的普及，大大降低了书本生产的成本，大量的、多样的书被低成本的生产出来。

其中，有一些个人专著，因为对儒家经典注解得好，又对标考试，大家都认可，比如朱熹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就成了“规划教材”。

随着宋代地方书院的兴盛，不同书院的老师，都可以按照“规划教材”来教学生。

再到工业革命后，为了适应和配合大规模工业化生产，教育模式开始转向流水线生产模式，学校和老师只需要按照分科的教材讲就行了，不但能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专才，而且教学成本最低，省事。

所以，从宋到现在，教学方式以教材为中心，将近1000年。

自互联网诞生后，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，信息被数字化，让信息能够以接近0的成本进行传播，极大提高了信息传播效率。

本来，教学方式要适应信息传播的方式；但是，在信息传播成本为0的新时代，却还在延用上个时代的教学方式。

于是，问题来了。

比如，你在上面讲教材，太枯燥，远不如慕课、B站上的视频有意思。

比如，你讲的那些东西，我随便搜搜哪都有，听你讲太浪费时间，等我需要什么，几分钟搜搜就行了。

比如，你知道得再多，也没有AI知道得多，知识，哼，我有AI就够了，我需要如何驾驭AI，你又不讲。

职业教育的问题，不是生源的问题，普通大学也面临以上的问题，是教学方式的问题。

原来，我们站在教学方式转变的千年窗口期。

本来，想让谁来干这个活呢？

“三教”改革。

改革开放46年，大概每10年，就是一个阶段。

1978年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到1979年，小岗村一年的粮食产量，相当于1965年到1970年5年的总和。

从此数亿的青壮年农民从土地上被解放出来，成为了富余劳动力；实际上这几亿的富余劳动力，贯穿后面整个中国发展的主旋律。

因为，我们的改革史，就是人力资源的优势发挥史。通俗讲就是，用制度实现“勤劳致富”。

比如，80年代，乡镇集体企业的股份所有制的改革创新，原是为了解决上山下乡返城青年的就业。

90年代，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，彻底确立了市场化方向发展的目标，城镇化、工业化开始启动。

我上初中的时候，好学生都考小中专。为什么小中专社会认可度高？

录取难度高，有的还有干部编制，就业有保障，学的专业技能能用得上，早就业早经济独立。总之，它适应当时的市场要求。

2001年，我国加入WTO，到2012年，城镇化、工业化加速。

世界加工厂的角色，让我们需要大量的工程、技术、技能人员。

大学开始扩招。订单不愁，就业不愁，就是缺人，来就行。

那时候的职业教育，有问题吗？

有。但坐在劳动力红利的轿子上，高速发展掩盖了问题。

为什么前面提到2012年呢？

2012年出现了两个信号。

一是，中央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因为以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。

二是，全年出生人口（1973.1万），达到历史峰值，随后掉头向下。

也就是说，从那时候起，劳动力富余的优势开始衰减，带来的矛盾，逐渐尖锐。

2020年，我国基本实现工业化。

至此，劳动力的数量优势，已穷尽发挥，对劳动力的质量要求，已到风口浪尖。

举个例子。

过去，2000块钱一个月，职校学生会干，但现在还2000一个月，没学生愿意干的。

你会说，废话，你给人家涨钱啊，钱少了，谁都不干。

你要知道，我们现在有多少企业，之所以还活着，就靠挣个人工钱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人工成本上涨5%，企业利润就会被吞噬掉，企业就没有了存在的市场意义。

人工成本的上升，已让企业不堪重负。

假如，你开个饭店，厨师对你说，老板你不给我涨5千，我就不干了。

你会说，可以啊，你把菜做好，如果能增加1万的营收，别说5千，就给你涨8千，我能还多挣2千，如果光给你涨5千，营收却不增加，你要是老板，你这么干吗？

职校毕业生的薪资在上涨，但是给企业创造的价值不及预期，企业就不满意了。

职业教育教学的问题，一直都在，只是劳动力红利的潮退了，裸泳就扎眼了。

在11月14日的2024年全国职业教育科（教）研工作会议上，吴岩副部长指出职业教育正处于转型、转折期，面临四个变化，其中之一就是“我国人口出现了拐点，人口变化对职业教育将产生巨大影响”。

是的，时代已经跑过劳动力红利，要求奔向人力资本红利了。

常有一种声音，说如果我们技工的收入能有德国技工那么高，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自然就高了。

你说，这逻辑成立吗？是先有创造更高价值的本事，再换回更多价值的回报呢，还是先给你高工资，你就能创造更多价值？

归因

没错，时代变了。

归根结底，是职业教育的教学方式，已经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，而我们，正手忙脚乱干着刻舟求剑的事。

产教融合是良药吗？

产教融合，不是目的，而是手段。

产教融合，是通过引入外部能量，来降低因自身封闭带来的熵增，根本目的是自身系统的重塑，顺便，把教学方式改了。

所有的动作，如果触及不到教学方式的改变，统统无效，因为作用不到人的培养上。

教学直接对标岗位要求不就行了吗？

你说，设计图纸，应该去贴合现有的制造工艺呢？还是制造工艺，应该去追求满足设计的要求？

如果，设计总在考虑现有的制造工艺能否实现图纸要求，那还有歼20什么事？

只有，制造工艺去不断挑战、突破、实现更高的设计要求，才会进步。

教育，就不能局限于具体岗位的要求；对标岗位要求的，那叫培训。

最后的话

解决问题的关键，从来都不在于方法。

因为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。

要解决问题，关键是能够识别、定义问题，然后有的放矢，各个击破。

而这一切的前提，首在正确的归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