职业教育,该更“计划”,还是更“市场”?
问你个问题,职教改革的目的是啥?
你可能会说,根本目的是服务社会和社会的发展,直接目的是提升职业教育的效率和质量。
没错。效率,既是一堵墙,也是一扇门。
很多问题,从效率的角度,往往能打开思考和解决的突破口。
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。你遇到的问题,历史上早就有过答案。
比如,回到40多年前,看改革的突破口。
— 1 —“计划”的问题在哪?
你知道,自1978年起,咱们的经济体制改革,就是从计划转向市场。
这个“计划”,是从50年代到70年代,用了近30年时间建起来的,但我们却要花40多年的时间去改掉它,比建系统花更长时间、更多力气去改系统,这到底为什么?
简单讲,“计划”,就是把整个市场,把千千万万家小企业,都统一看成一个大企业。大企业的决策和计划,就是千千万万家小企业的决策和计划。小企业,你就听安排就行,省得自己再重复劳动。
这有什么问题呢?
企业,有两种成本。
一种,是交易成本,在企业外部的市场上产生,就是你用多少价钱把产品交易出去。
另一种,是组织成本,像收集需求、招聘员工、组织生产、市场营销、决策指挥、发现问题并纠错,等等。
组织成本,这个概念是经济学家科斯提出来的,获了诺奖。
用“计划”来管经济,就是消除了企业外部的交易成本。但是,却转化成了管理一个超级大企业的组织成本。
也就是说,市场上原本有千千万万家企业,本来应该由各企业做的内部组织工作,结果全都落给了大企业的最顶层。
俗话说,计划赶不上变化。现实情况千变万化,企业特点五花八门,都靠最顶端的计划来运转,不但顶层的决策负担重,而且逐级的传导,会造成反应迟钝和误差累积。
一句话,“计划”抬高了组织成本。
结果呢,你看改革开放前,生产率低下,挣工分、磨洋工,饿肚子。
— 2 —
改“计划”的突破口在哪?
现在你知道了,超级大企业的组织成本,需要降低。
你可能会说,那就把超级大企业,重新打碎成千千万万小企业呗。
是的。一个超级大企业,分解成千千万万小企业,不是再靠统一的计划和命令来指挥,而是要发挥市场的协调功能,发挥小企业各自的能动性。
问题是,how?从哪里入手呢?
重新承认和界定产权。从农村的包产到户开始,从商业的承认企业家的合法地位开始,逐渐向全市场扩展。
比如,农村的包产到户。
让农民从集体劳动和挣工分中解脱出来,允许他们承包一块土地,在上交一定的份额后,余粮都是自己的,可以留着自己吃,也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。
包产到户,虽然没改变农村的集体土地所有制,但是,通过承包制,他们拥有了明确的使用权、经营权、收益权。
肚皮,虽然是改革的动力;更重要的是,正是自上而下承认和保护对农民产权的界定,才带给农民稳定的预期,成就了“勤劳致富”。
比如,承认企业家的合法地位。
1986年,中央五号文件正式承认了私营企业。不仅承认劳动者有基于自己劳动能力的财产权,也承认创业当企业家的权利。
事实证明,权力下放之后,不管是包产到户后民间自发形成的各种企业组织形式,还是民营工商业的私人雇工,并没有对市场造成前期想象的伤害,反而活跃了市场。— 3 —
行不行?
说回职教。
你觉得,咱们职业教育这么多职业院校的大市场,该更“计划”,还是更“市场”?
当然,不能非黑即白地看问题。市场和计划,本就是相得益彰的事。
拿产教融合来说。
全国各地区的产业发展,本就就不平衡,这是现实,也是共识。
那各学校服务、支持区域的产业,本就不一而是,很难用同一个标准,去判定不同学校的产教融合水平。
拿办学能力来说。
同样,各区域的学校发展,也不平衡,这也是现实和共识。
那各学校的办学标志性成果,比如“五金”建设,也很难用同一个标准,去判定不同学校的办学能力质量。
换句话说,是不是有些学校,适合用绝对值来衡量,而有些学校,适合用增量值来衡量?
全都用绝对值来衡量,无非就是,要么急功近利卷造假,要么无视进步玩躺平。
你可能会说,这么多地区、这么多学校,哪能弄出那么多个性化的评价指标来?
弄不出来,就不弄嘛。
用消极评价,只画底线,不画上线,慢慢抬高底线,行不行?
像建体系、职教升本,交给“计划”,像产教融合、“五金”建设,交给“市场”,行不行?
像改革开放当初“相信农民会种地”一样,相信我们的校长能搞好学校工作,行不行?
像承认和保护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、私营企业对财产的所有权一样,把学校管理和教学改革的权力交还给身处战场指挥一线的校长们,把教学还给一线的老师们,行不行?
最后的话
学校,和企业,其实是一样的。
你把总公司、子公司、想干的事、不想干的事,画成两个坐标轴,就分成这四个象限。
总公司想干,子公司也想干的事。
总公司想干,但子公司不想干的事。
总公司不想干,但子公司想干的事。
总公司不想干,子公司也不想干的事。
你把总公司、子公司,换成父母、孩子,更一样。
有些事,得靠“计划”;有些事,你得靠“市场”。